要想研究文学的创作状态，不能不瞧瞧文学家的生活状态。读其文须知其人。“鲁豫有约”之类的文化社会花边新闻透露了一些这方面的消息。不少混出点头脸的作家，原来正在钻研周末派对之学，也就是把各种名贵的尤物――从下下台的官员到变了性的舞蹈家，当然少不了外国友人――弄到客厅里装点他们蒸蒸日上的生活。偶尔
写了几首诗几篇小说，就忙不迭换成签证溜之大吉；拍好电影就拿到嘎纳柏林死磨硬泡；弄成两台戏就跟聚光灯形影不离，灯丝想歇歇都不让。文人、艺人你追我赶移民富贵风光的人上人小区，是他们创作轨迹之旁的人生轨迹。如果再加上已经快变成骗钱能手(骗过洪堡基金又骗国家社科基金)的学人，则更能看清：没心没肺其实是整个知识精英的集体行为。在这样的大现实中，文学家除了新版帝王将相、再版风花雪月，除了把偷鸡摸狗从36式写到72式，怎么可能创作出别的什么来呢?
在这样的创作状态和生活状态面前，文学批评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社会立场和美学立场。它当然可以按照惯例，为这些文学家挤进富人堆提供各种技术和管理上的服务：可以带上电棍罚单去维持秩序；也可以举办咨询讲座，介绍分析挤起来最省力的姿势、钻着比金刚石的还快的头型；甚至还可以蹲在地下，把文艺评论当成擦皮鞋，不锃亮绝不要钱。文学评论也可以别具怀抱，不去为“人上人锦标赛”当解说员啦啦队。它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理想，订立自己的艺术标准，留心美的可能，扶持善的现实。例如，首先把注意力从无论是老手还是新秀的裤裆颂之类转移到关心国计民生、面对现实问题的小说电影创作。其次，留意那些不以社会竞赛为目的、不以社会等级为旨归、为平凡人生添霁月光风而不是乌烟瘴气的群众性诗歌行为，探讨它的美学价值，肯定它的社会意义，而对于诗歌的南拳北腿西棍东掌，则任凭他们为金杯银杯厮杀成奇禽异兽也无动于衷。
面对目前这样的文学、文学家而做别样的文学评论，肯定不是一件容易事。这需要评论家首先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然后付出自己的美学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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